專家信息:
劉遠立,國務院參事,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衛生健康管理政策學院執行院長,衛生政策與管理學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2013-2020年擔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1993-2013年曾在哈佛大學工作20年,是衛生健康體系學的創始人之一,并一直擔任該學科的博士生導師。非典后,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成立中國中心(China Initiative),劉遠立教授被哈佛大學任命為中心的創始主任,在其擔任中心主任的10年期間,劉遠立教授領導了哈佛大學與中國在衛生健康以及社會發展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包括開展高官高管培訓、應用型科學研究、高層戰略對話等項目,并于2011年創立中美健康峰會。主要社會兼職包括:國務院深化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央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成員、國家衛健委健康促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專家組成員、歐美同學會留美醫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代醫院管理能力建設專家委員會醫改分委會主任委員。1993年以來,深入參與了中國衛生健康領域一系列重大政策研究與戰略咨詢,包括《“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的相關研究。他擔任過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顧問委員會委員,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世界500強企業的戰略顧問。培養學生工作中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教學相長,2013年以來,培養碩博研究生百余名。截止2023年12月,累計開辦“劉老師公開輔導課”101期,編著出版8部學術專著,在國內外期刊上發表文章400余篇。2022年度入選愛思唯爾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2022、2023年度連續入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職業生涯影響力“榜單及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年度影響力“榜單。
教育及工作經歷:
1987年獲得同濟醫科大學醫學碩士學位。
1988年獲得哈佛大學科學碩士學位。
1995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94年起任職于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是“衛生體系學 ”創始人之一,并從2000年至今在哈佛大學擔任該學科的博士生導師。
2005年被任命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中國項目部主任,負責領導哈佛大學與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2006年,被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聘為衛生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負責領導中心圍繞健康發展和衛生政策領域開展學術研究、政策咨詢和教育培訓等活動。
學術兼職及社會任職:
1、中國衛生部衛生政策與管理專家委員會。
2、"健康中國2020"戰略規劃專家組成員。
3、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顧問委員會委員。
4、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5、民政部全國養老服務業專家委員會委員。
6、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改革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7、歐美同學會留美醫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8、《中國醫院院長》專家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9、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10、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等國際組織的項目顧問。
主講課程:
開設了協和醫學院第一門網上公開課《衛生體系學》。
研究生招生情況:
碩士研究生
1(120402)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
2(105300)公共衛生
博士研究生
1(100401)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博士)
團隊展示:
研究方向:
主要著眼于運用經濟學等工具探尋發展中國家衛生體系的效率和公平問題之解決辦法,在非洲和亞洲 10多個國家開展過有關公共衛生(如:艾滋病防治)與衛生體系改革的學術研究。
承擔科研項目情況:
1. 國家衛建委健康中國建設揭榜攻關中標課題. 健康中國“1+N”綜合評價指數測算標準及評估機制研究,2023/6-2024/6 ,主持。
2. 國家醫療保障局招標中標課題. 新時代醫保經辦轉型研究,2023/6-11,主持。
3.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委托課題項目. 中西醫結合內涵研究,2023/6-2024/6,主持。
4.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委托課題項目. 基本藥物制度在促進三醫協同發展和治理中的作用研究,2023/6-12,聯合主持。
5.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與健康科技創新工程服務重大協同創新項目. 衛生健康體系學視角下的健康中國建設戰略研究,2021/10-2025/12,主持。
6. 國家衛生健康委委托項目, 公立醫院出院患者規范化隨訪體系研究項目,2021/01-2023/12,主持。
7. 國家衛生健康委婦幼健康司委托項目, “兩癌”檢查項目評價研究,2021/01-2021/12,主持。
8. 中國工程院重大戰略研究與咨詢項目. 現代醫學與衛生健康體系規劃研究:發展健康經濟與醫療保障體系研究子課題,2021/02-09,主持。
9. 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秘書處委托、中國工程院重大咨詢項目,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十周年評價:公共衛生體系子課題,2019/06-2019/12,主持。
10. 湖北省宜昌市衛健委委托項目,宜昌市建設全國健康城市評價體系研究(2017-2020年),2018/12-2021/09,主持。
11. 國家衛健委委托項目,“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效果評估(2018-2020年),2018/11-2021/07,主持。
12. 國家衛計委基層司委托項目,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十年效果評估,2018/09-2018/12,主持。
13. 北京市醫改辦委托項目,北京市各區醫改績效綜合考評第三方獨立調查項目(2018-2019年),2018/01-2018/06(2018年),2019/01-2019/06(2019年),主持。
14. 四川省瀘州市衛健委委托項目,瀘州市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戰略合作,2018/01-2020/12,主持。
15.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政司委托項目,中醫院“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效果評估(2017-2018年),2017/11-2018/03(2017年),2018/11-2019/07,主持。
16. 四川省瀘州市衛健委委托項目,四川省瀘州市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階段性評估,2017/09-2018/09,主持。
17.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與健康科技創新工程服務“一帶一路”戰略先導科研專項任務,全球健康政策研究,2017/07-2020/12,主持。
18. 寧夏省衛計委委托項目,健康寧夏2030建設監測與評估,2017/07-2018/12,主持。
19. 國家衛計委委托項目,面向2050的健康中國建設與制度發展完善研究, 2017/03-2018/02,主持。
20. 國家衛計委委托項目,健全藥品供應保障機制深化藥品流通領域改革研究,2016/03-2016/12,主持。
2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71532014,基于健康大數據的新興公共衛生管理研究, 2016/01-2020/12,主持。
2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兩岸項目,71661167004,老人社區協同照護智慧系統開發與實現, 2016/01-2018/12,主持。
23. 國家衛計委委托項目,“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效果評估(2015-2017年),2015/11-2018/03,主持。
24. 國家衛計委委托項目,醫療衛生領域行業組織在衛生治理中的作用, 2015/04-2015/12,主持。
2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1473270,“健康農村”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建立和簡易評估工具開發, 2015/01-2018/12,主持。
26. 國家衛生計生委規劃信息司委托項目,國際衛生計生事業發展趨勢對中國的借鑒(國家衛生計生事業“十三五規劃”前期研究之一),2015/01-2016/01,主持。
27. 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委托項目,國家健康促進智能網絡試點,2015/01-2015/09, 主持。
28. 國務院醫改辦委托項目,縣級公立醫院改革案例研究, 2014/02-2015/2,主持。
29. 中央級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項目,醫療衛生體系績效改善指標體系和關鍵工具研究,2013/12-2018/03,主持。
主要項目簡介:
1. 國家衛生健康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委托項目“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第三方評估:
受國家衛生健康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委托,對全國三級公立醫院開展了連續六年的第三方評估,旨在了解全國三級公立醫院對“行動計劃”的落實情況和實施成效,通過橫向和縱向比對分析,為醫院進行針對性改善短板領域、政府進一步合理推進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提供重要的決策證據參考。評估工作開展六年來,每年向國家衛健委遞交《“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第三方評估報告》,為中央及各省政府制定下一步發展計劃提供重大決策支持;評估結果對全國三級醫院起到了客觀評價和指導作用,促進了各醫院有針對性的加強制度建設,持續改進服務質量;此外,自評估實施以來,研究團隊發表相關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為相關學者在本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參考。
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于健康大數據的新興公共衛生管理研究”(項目編號:71532014):
項目以大健康為理念,以4P理論(Predictive、Preventive、Personalized、Participatory)為指導,以大數據與復雜網絡為手段,以腦卒中為典型應用,圍繞重大公共衛生管理問題——腦卒中三級預防的全流程,在疾病傳播規律、預測預警模型、危機管理模式、 數據共享機制和服務價值鏈四個方面開展了一系列應用研究,在此基礎上將實證研究和試點應用的成果轉化為管理決策,在利用大數據驅動公共衛生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方面做出了重要創新性突破。共計產出SCI/EI期刊或會議論文37篇、中文核心8篇,培養研究生18名,參與國內外學術交流13次,申請發明專利6項、軟件著作權2項,并額外產出重要政策影響成果4項,應用性成果6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政策影響成果包括兩項:一是22名兩院院士參考本課題研究結果撰寫的院士建議“篩查和干預中年人中風的風險刻不容緩”,得到了習總書記親自批示和劉延東副總理兩次批示;二是關于推動醫療健康大數據共享的政策建議遞交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得到了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于學軍副主任和信息規劃司毛群安司長的批示。
科研成果:
1. 參與了中國衛生改革與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政策咨詢,通過多年開展干預性研究、組織干部培訓、舉辦或參與各種高層次論壇等活動,在建立中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城市醫療救助制度,醫藥價格體系改革、醫療服務領域政府與市場相對作用的界定、醫藥衛生體系的績效評價、醫療服務集團化建設、農村衛生服務體系縣鄉村一體化管理、跨區域的協同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移動醫療與數字醫療體系建設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和咨詢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2. 作為世界銀行的顧問,劉遠立教授幫助建立和加強了 “中國衛生經濟培訓與研究網絡 ”。他出版過 6本中英文學術專著,在國際和國內學術期刊上發表過 100多篇論文。
3. 與哈佛其他同事一道創建了服務于全球醫改的一個新的交叉學科——衛生體系學, 并于2014年9月在中國MOOC大學開設了協和醫學院第一門網上公開課《衛生體系學》。
4. 在非典以后在哈佛創辦了一個中心(“哈佛中國行動計劃”),專注于幫助中國衛生系統培訓高官高管,搭建了高端對話平臺,包括在2007年、2009年成功舉辦了兩屆中國社會發展論壇,并從2011年起,組織年度“中美健康峰會”。
出版專著:
1. 劉遠立. 全國改善醫療服務創新案例[M]. 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 2021.
2. 劉遠立. 中國老年健康研究報告(2020-2021)[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3. 劉遠立,馬晶. 衛生健康發展改革的痛點難點[M]. 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20.
4. 劉遠立,馬晶. 健康科技與制度創新[M]. 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9.
5. 劉遠立,鄭忠偉,饒克勤,王深遠. 老年健康藍皮書(2018)[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6. 劉遠立,馬晶. 大健康·大趨勢[M]. 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8.
7. 劉遠立,李蔚東. 構建全民健康社會[M]. 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8.
8. 劉遠立. 健康中國藍皮書. 健康中國建設研究報告(2023)[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代表性論文:
2023年
1.劉遠立.促進醫保、醫療、醫藥協同發展和治理[J].行政管理改革,2023,No.162(03):4-11.
2.秦冰,趙金紅,杜昕昱,胡琳琳,劉遠立.我國三級公立醫院合理用藥指導開展情況與趨勢分析[J].中國醫院,2023,27(06):26-29.DOI:10.19660/j.issn.1671-0592.2023.06.07.
3.張玉,曹曼,韓雪燕,關天嘉,沈惠中,劉遠立.中國城鄉家庭燃料燃燒導致的室內細顆粒物污染特征及差異研究[J].中國醫學科學院學報,2023(已接收)
4.郭燕青,曹曼,韓雪燕,張玉,關天嘉,劉遠立.中國城市不同交通方式間空氣污染物暴露水平比較研究概況[J].中國醫學科學院學報,2023(已接收)
5.顧晗昕,劉洋,劉遠立.政策工具視角下社區老年人跌倒干預國際比較研究[J/OL].中國全科醫學:1-9[2023-06-28].https://kns-cnki-net.webvpn.cams.cn/kcms/detail/13.1222.R.20230526.1110.003.html.
6.王越,劉美岑,劉遠立.我國49家三級綜合醫院腫瘤科住院患者滿意度及影響因素調查[J].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23(已接收)
7.姚涵,孟曉陽,盧濤,王炳龍,劉遠立*.智能化技術趨勢下的醫院信息化建設研究[J].中國醫院管理,2023,43(12).
8.姚涵,黃登敏,俞清源,米嘉潤,郭燕青,劉遠立*.患者報告結局的信息化發展與應用[J].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23,39(04):316-320 DOI: 10.3760/cma.j.cn111325-20220923-00824.
9.郭然, 曾典, 胡裕涵, 等 . 價值醫療視角下的中醫藥優勢評價思路與方法[J]. 科技導報,2023, 41(14): 14-21;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3.14.002.
10.Zhao Q,et al. Medical Conditions and Prefer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ults from the China Healthcare Improvement Evaluation Survey. Patient Prefer Adherence. 2023;17:227-237.
11.Liu M, Hu L, Xu Y, Wang Y and Liu Y (2023) Patient healthcare experiences of cancer hospitals in China: A multilevel modeling analysis based on a national survey. Front. Public Health 11:1059878. doi: 10.3389/fpubh.2023.1059878
12.Cao M, Zhao J, Huang C, Wang X, Ye L, Han X, Yu W, Yin Z, Zhang J, Liu Y. Assessing vaccine hesitancy using the WHO scale for caregivers of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in China[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3, 11: 1090609.
13.Liu Y, Kabba JA, Xu S, et alRegional and temporal trends of falls and injurious falls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results from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2011–2018Injury Prevention Published Online First: 19 May 2023. doi: 10.1136/ip-2022-044833.
2022年
1. 劉遠立.樹立積極老齡觀促進健康老齡化[J].行政管理改革,2022,No.152(04):15-20.DOI:10.14150/j.cnki.1674-7453.2022.04.004.
2. 尤莉莉,劉遠立.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十年評價(2009—2019年):實施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意義和經驗[J].中國全科醫學,2022,25(26):3203-3208.
3. 尤莉莉,趙金紅,陳新月,楊凌鶴,劉美岑,潘鈺婷,張思琪,劉遠立.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十年評價(2009—2019年)系列報告(二)——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實施十年的進展與成效[J].中國全科醫學,2022,25(26):3209-3220.
4. 尤莉莉,陳新月,楊凌鶴,趙金紅,潘鈺婷,張思琪,劉遠立.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十年評價(2009—2019年)系列報告(三)——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實施十年:挑戰與建議[J].中國全科醫學,2022,25(26):3221-3231.
5. 尤莉莉,陳新月,楊凌鶴,趙金紅,昝子晴,張并立,劉遠立.以效果為導向的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J].中國公共衛生,2022,38(05):589-596.
6. 裴晨陽,馬晶,孫威,王琳溪,李艾妍,曾典,李英華,田向陽,劉遠立.中國女性乳腺癌防治素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J].中國健康教育,2022,38(03):195-198+207.DOI:10.16168/j.cnki.issn.1002-9982.2022.03.001.
7. 張羽歐,程漢超,孫靜,劉遠立.我國136家三級公立醫院實施藥品零差率政策及經濟運行情況分析[J].藥物流行病學雜志,2022,31(08):549-556.DOI:10.19960/j.cnki.issn1005-0698.2022.08.008.
8. 楊思琪,杜昕昱,劉遠立.我國三級公立醫院護士薪酬滿意度調查[J].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22,29(08):57-62.DOI:10.13912/j.cnki.chqm.2022.29.08.14.
9. 楊凌鶴,劉美岑,曹曼,溫中一,廖子銳,劉遠立.我國三級腫瘤醫院多學科診療模式開展現狀調查[J].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22,29(10):40-44.DOI:10.13912/j.cnki.chqm.2022.29.10.09.
10. 趙金紅,秦冰,閆潤楠,馬晶,胡琳琳,劉遠立.我國三級公立醫院主要醫院感染指標現狀及趨勢分析(2018—2020)[J].中國感染控制雜志,2022,21(06):524-531.
11. 季佳林,胡琳琳,王煥倩,謝文軍,劉遠立.浙江省臺州市居民傳染病防治素養變化趨勢及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22,25(04):467-474.
12. 劉芳,趙琪,郭然,卿慧玲,程瑤,羅莎,劉遠立.某三級甲等中醫院住院患者出院前后對醫院滿意度的比較[J].中國研究型醫院,2022,9(01):32-35.DOI:10.19450/j.cnki.jcrh.202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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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Yan X, Liu Y, Rao K, et al What is the major driver of China’s hospital medical expenditure growth? A decomposing analysis BMJ Open 2022;12:e048308. doi: 10.1136/bmjopen-2020-048308.
16. Mengjia Zhi, Linlin Hu,...Yuanli Liu.Analysis of the Cost and Case-Mix of Post-Acute Stroke Patients in China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the Decision-Tree Models.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2022.
17. Shen B , Guan T, Du X,...Liu Y. 2022 . 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China: A Community-Based Survey Study. 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 18 May 2022 Volume 2022:16 Pages 1257—1268. DOI:https://doi.org/10.2147/PPA.S363148.
18. Liu, M., Hu, L., Han, X.et al.Financial toxicity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hina.Support Care Cancer 30, 8231–8240 (2022). https://doi.org/10.1007/s00520-022-07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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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an Cao; Tianjia Guan; Mingkun Tong; Jiajianghui Li; Hong Lu; Xinyue Yang; Ruohan Wang; Hengyi Liu; Baohua Chao; Yuanli Liu; Tao Xue. Greenspace exposure and poststroke disability:a nationwide longitudinal study.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22,246;DOI:10.1016/j.ecoenv.2022.11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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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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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構建急救醫療保障體系的國際經驗與中國現狀 姜雨杉;劉遠立 中國衛生政策研究 2013/10/25
10 1993~2010年中國城鄉結核病患者衛生服務利用趨勢分析 吳靜; 饒克勤; 錢軍程; 蔡敏; 阮云洲; 劉遠立 中國衛生事業管理 2013/8/15
11 更應關注急救保障體系建設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劉遠立 姜雨杉 健康報 2013/2/25
12 社會組織在中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與機制創新 陶志峰;陳光普;劉遠立 中國行政管理 2012/8/1
13 新醫改為何未能遏制醫患沖突? 劉遠立;崔佳 社會觀察 2012/5/5
14 醫改存在兩大問題 劉遠立 中國醫院院長 2012/1/15
15 中國衛生保障體系:個人和社會責任的和諧(英文) 劉遠立 北京論壇(2010)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為了我們共同的家園:責任與行動:“全民健康:醫學的良知與承諾”醫學分論壇論文或摘要集 2010/11/5
16 美國醫療救助制度及其啟示 楊玲; 劉遠立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9/26
17 如何讓人民看得起病 中美醫改路徑比較 劉遠立 中國醫院院長 2010/8/15
18 全球醫藥衛生發展大趨勢 劉遠立 中國衛生產業 2010/7/5
19 基本藥物配送中的六大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衛生與發展研究中心 劉遠立 健康報 2009/11/26
20 利用數理統計方法篩選健康檔案指標 吳靜; 饒克勤; 劉遠立 包頭醫學院學報 2009/6/15
21 利用數理統計方法篩選健康檔案指標 吳靜; 饒克勤; 劉遠立 包頭醫學院學報 2009/6/15
22 我國公共衛生系統架構分析及政策建議 吳靜; 劉遠立 中國衛生事業管理 2009/5/20
23 三年試點 五大挑戰 劉遠立 中國衛生產業 2009/5/5
24 中國醫改的重點與難點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中國行動計劃主任劉遠立 健康報 2009/4/16
25 以標準化健康檔案為核心的社區衛生信息系統模式 吳靜; 饒克勤; 吳凡; 劉遠立 中國衛生經濟 2009/1/5
26 政府與市場的定位 劉遠立 中國衛生產業 2007/7/5
27 什么是合理的醫療衛生體系 劉遠立 中國衛生經濟 2007/6/5
28 借鑒北美經驗:提高醫療保險覆蓋,征收不良行為稅 劉遠立 中國醫療前沿 2006/6/30
29 加強農村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勢在必行——以陜西省洛川縣的實踐為例 楊團; 劉遠立 紅旗文稿 2006/1/25
30 縱論健康保險體制、機制及其專業化 成思危;馬曉偉;王東進;陳金甫;馮國勤;吳定富;吳小平;魏迎寧;魯志強;戴玉林;傅安平;鄧漢雄;李世玲;王建; 劉遠立; 李珍; 楊引根; 許志偉; 鄺友強; 張劍敏; 李良軍; 孫光;李裕民;廖許爽爽 國際醫藥衛生導報 2004/6/1
31 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合作醫療運行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劉遠立;蕭慶倫;任苒; 陳迎春; 胡善聯 國際醫藥衛生導報 2003/10/1
32 城市脆弱人群醫療救助機制設計 孟慶躍;安妮; 劉遠立; 張振忠; 丁國偉; 盧林; 車偉 中國衛生經濟 2003/6/5
33 社區衛生服務與醫療救助項目的監測和評價 李士雪;丁國偉;劉遠立;李巍然;王麗; 陳可 中國衛生經濟 2003/6/5
34 城市醫療救助制度的設計:主要挑戰與創新 劉遠立;安妮; 李士雪; 張繼祥; 鄭紅麗; 谷曉明 中國衛生經濟 2003/6/5
35 貧弱人群醫療救助基本服務包的設計 劉遠立;程曉明;孟慶躍;田軍; 周朝暉; 丁國偉 中國衛生經濟 2003/6/5
36 甘肅榆中地區健康公平性及其相對變化 吳靜; 李竹; 葉榮偉; 劉遠立; 饒克勤; 錢軍程; 孫祺;李春宇 中國公共衛生 2003/2/10
37 合作醫療需求的經濟學研究 劉遠立;任苒; 陳迎春; 劉華; 胡善聯; 饒克勤 中國衛生經濟 2002/5/15
38 因病致貧與農村健康保障 劉遠立;饒克勤;胡善聯 中國衛生經濟 2002/5/15
39 政府支持與農村健康保障制度 劉遠立;饒克勤;胡善聯 中國衛生經濟 2002/5/15
40 合作醫療需求的經濟學研究 劉遠立;任苒; 陳迎春; 劉華; 胡善聯; 饒克勤 中國衛生經濟 2002/5/15
41 農村健康保障制度與衛生服務 劉遠立;饒克勤;胡善聯 中國衛生經濟 2002/5/15
42 中國農村的“三個世界”與3種健康保障模式 劉遠立;饒克勒;胡善聯 中國衛生經濟 2002/4/15
43 中國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現狀分析 劉遠立;饒克勤;胡善聯 中國衛生經濟 2002/4/15
44 中國農村健康保障問題不容忽視 劉遠立;饒克勤;胡善聯 中國衛生經濟 2002/4/15
45 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合作醫療運行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析——10個縣干預試驗結果 劉遠立;任苒; 陳迎春; 胡善聯; 蕭慶倫 中國衛生經濟 2002/2/15
46 經濟轉型與健康轉變: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之二) 饒克勤;劉遠立 中國衛生經濟 2001/5/15
47 經濟轉型與健康轉變: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之一) 饒克勤;劉遠立 中國衛生經濟 2001/4/15
48 中國居民健康轉型、衛生服務需求變化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之二) 饒克勤;尹力; 劉遠立 中國衛生經濟 2000/10/15
49 中國居民健康轉型、衛生服務需求變化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之一) 饒克勤;尹力; 劉遠立 中國衛生經濟 2000/9/15
50 論新形勢下合作醫療成敗的關鍵點 劉遠立;馬進; 張碩 中國衛生經濟 1999/4/15
51 中國農村貧困地區衛生保健籌資與組織政策研究 羅五金;魏穎; 肖慶倫; 劉遠立; 韓雷亞 衛生軟科學 1999/2/15
52 健康保障制度的系統研究 劉遠立 衛生經濟研究 1999/1/15
53 論衛生保健的公平與效率 劉遠立;費朝暉 醫學與社會 1998/6/30
54 中國農村居民門診服務研究 饒克勤;劉遠立;陳育德;肖慶倫 中國初級衛生保健 1998/6/15
55 農村居民門診服務利用影響因素及其政策研究 饒克勤;劉遠立;陳育德;肖慶倫 中華醫院管理雜志 1998/2/2
榮譽獎勵:
1、入選中組部 "****" 。
做公共衛生領域的開拓者
——記國家“***”特聘專家、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劉遠立教授
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近一個世紀以前。自1917年創辦以來,是我國最早設有八年制臨床醫學專業和護理本科教育的重點醫學院校。協和醫學院凝練出“堅持醫學精英教育、實行高進優教嚴出、注重能力素質培養、強調三高三基三嚴、開放辦學博采眾長、傳揚優良文化傳統”的辦學特色。
為了繼承院校幾代人“同心同德、和衷共濟、勤奮耕耘、開拓創新”的精神,2013年9月,在美國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劉遠立教授,作為中組部“*****”特聘專家,回國擔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在哈佛大學長期從事公共衛生相關研究的劉遠立,希望能夠在有著百年歷史的協和醫學院,創建一個以高質量的科學研究和培養領導型人才的精英教育為使命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公共衛生學院。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劉遠立打了這樣一個比方:“搞公共衛生就像一個樂團演奏一首交響樂,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傳統的公共衛生學院主要是培養樂手,設有類似于‘管樂系’、‘弦樂系’等技術型學系,但缺乏‘指揮系’。協和公共衛生學院是精英教育,我們應當為奏響更多更好的‘中國公共衛生交響樂’培養‘樂隊指揮’。政策和管理系出來的學生我希望他們能成為政府和各個領域的‘首席健康官’,用健康交響樂的譜子協調各樂手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
劉遠立在現代與未來之間架設起一座夢想之橋,他善于從復雜的事物中抓重點、抓關鍵、抓命脈,通觀全局卻又不失細節,他身上散發出的壓倒一切困難和挑戰的魄力,吸引著大家自覺地匯聚在他身邊,既緊張又快樂的工作。
熱心公益 心系祖國公共衛生事業
回憶當年的人生經歷,劉遠立從大學時代開始就與公共衛生研究結下了緣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輩子沒做別的,就是公共衛生”。1987年在武漢同濟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拿到碩士學位之后,留美深造。先是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讀衛生管理的碩士,之后在明尼蘇達大學攻讀衛生政策和管理的博士。從1993年年底開始到2013年的20年間都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工作。期間對于國內外公共衛生領域的情況一直緊密追蹤,對于科研、人才培養的情況,以及相關政策和社會影響上都十分熟悉。
雖然遠在海外,但是劉遠立做的工作一直十分“接地氣”。在哈佛,最令他自豪的工作有兩項:一是與哈佛其他同事一道創建了服務于全球醫改的一個新的交叉學科——衛生體系學, 并于2014年9月在中國MOOC大學開設了協和醫學院第一門網上公開課《衛生體系學》;二是在非典以后在哈佛創辦了一個中心(“哈佛中國行動計劃”),專注于幫助中國衛生系統培訓高官高管,搭建了高端對話平臺,包括在2007年、2009年成功舉辦了兩屆中國社會發展論壇,并從2011年起,組織年度“中美健康峰會”。
相對較單純的理論研究,劉遠立更加注重應用層面。從1993年到2001年的8年間,他與國內外9家醫科大學及相關機構合作,在中國300個貧困縣進行調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從1997年到2001年,該項目組在8個省的10個貧困縣里進行了恢復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試點,試點的結果證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現代社會中有很大的必要性和極強的可操作性,因病返貧的農村家庭可以因此得到幫助,該試點研究報告于2002年發布。也正是在當年的10月28號,我國召開了建國后的第一次全國農村衛生大會,會上一共出臺了8個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文件,其中有6個與新農合有關。
“上世紀中期集體經濟時代農村有人民公社,98%的農民有合作醫療的覆蓋。改革之后實行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解體,合作醫療制度就垮了。老百姓得了病需要自己花錢,甚至有句順口溜兒叫‘小康小康一場大病就泡湯’。”劉遠立至今對自己在陜西、山西、云南、貴州等地調研時看到的情景印象很深:“農民得病后先借錢,然后變賣家產,最后甚至賣掉種豬去看病,真得很慘。”
或許因為童年時代跟隨在工程兵部隊當軍醫的父親走南闖北,劉遠立心底一直保留著一份對于農民的樸素情感。小學階段他基本都在農村、特別邊遠的山區讀書,和農民的孩子們在一起。他回憶說:“戰士們晚上搭帳篷睡覺,我們家人就在牲口棚里撒石灰、鋪草墊。爸爸白天給戰士看病,晚上給鄉親們,甚至還有牲畜看病。那時候我就想,等長大了一定要盡力而為幫助那些可敬可愛可憐的農民兄弟。”劉遠立告訴記者說,社會里99%的人的命運其實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上——“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客觀現實,問題在于那1%的人怎么想,是真得想讓別人過得好一點,還是只想著用權力滿足私欲?”
相比之下,兩屆中國社會發展論壇的主題要廣得多。2007年,第一屆中國社會發展論壇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辦,討論的問題涵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多元化價值觀與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國的教育領域的改革、民主與法治等等。“討論的問題非常廣泛,當然也有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劉遠立補充道。2008年,劉遠立與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一行在人民大會堂受到時任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的親切接見,并受校長委托向習主席匯報了“哈佛中國行動計劃”的工作,得到習主席的贊賞和鼓勵。2009年,第二屆中國社會發展論壇在哈佛成功舉辦。
2008年,有兩件事讓劉遠立至今印象深刻。一是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他在第一時間與李蔚東等老師一道與北京紅十字會合作建立了“全民健康烽火基金”,整合國內外優質的資金和技術資源,在汶川的災后重建中,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移動診療中心;二是與時任汶川縣長的張通融一道,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全民健康示范縣。
移動診療可能不是個新鮮事物,但是成系列、有建制的全科移動診療中心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屬于首創。劉遠立在2008年出版了《構建全民健康社會》一書,書中提出我國朝著全民健康社會邁進需要三位一體的戰略:首先要建立服務全民的健康服務體系,這是醫改的首要任務,但仍然不夠;其次要有蓬勃發展的健康經濟,既是指經濟本身的健康化,也包涵傳統健康產業和新興的保健產業;在此基礎上再廣泛普及全民健康文化。
“這本書影響力不大不小,但讓我非常得意的是有一個人把這本書的理念第一個融會貫通并付諸實踐了——正是汶川縣長張通融。”全民健康示范縣公共服務標準已經通過了國家標準委員會的驗收。劉遠立補充道,“這是別的地方沒有的,健康城市和衛生城市是有標準的,但是健康農村是沒有標準的,健康縣也是沒有的。但是在我們這里摸索出來了。”
勇于探索 在公共衛生領域開辟新天地
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醫學院之一。成立之初,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成立,不少系主任和教授都由美國人擔任。其中公共衛生系的首任系主任蘭安生(JohnB.Grant)與當時的北平市警察局合作,于1923年成立了城市公共衛生事務所,名為“第一公共衛生事務所”。
1954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與中國醫學科學院合并,后來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CDC)成立,合并之后的預防醫學科學院搬離,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公章也被一并帶走。“自CDC成立之日起,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作為一個實體就不存在了。”而劉遠立歸國的重要理由之一,正是重建有著悠久歷史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
作為蘭安生的后輩,這在同樣長期從事公共衛生領域研究的劉遠立看來也十分有意思:“我們早期搞公共衛生的人,就懂得多部門合作,警察是公共安全的領域的,‘衛生’顧名思義是捍衛生命的。只不過我們防范更多的是天災,警察防范的是人禍,其實我們是天然的盟友。但我們現在的CDC和公安部門在公共衛生安全領域有多少緊密合作?但蘭安生時代就已經意識到公共衛生就是需要大聯合、大協調。”熟諳院史的劉遠立另外提到的一個關于蘭安生的故事是,他開創了所謂的“定縣模式”,協和公共衛生的前輩們在河北定縣建立了第一個三級醫療服務中心,訓練了很多基層服務人員,正是赤腳醫生的前身。
“協和公共衛生學院的發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們要擔負的任務和使命是在內容上拾遺補缺,形式上改革創新。”劉遠立如此歸納總結自己的建院方針。
談到如何定義新型公共衛生學院,劉遠立回答說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中國的公共衛生發展到今天面臨哪些主要挑戰、需要哪些新領域、新人才;二是國內外公共衛生作為一個交叉學科,有哪些學科特點,國內的公共衛生學院與國外同類院系相比有哪些優勢、弱勢,如何揚長避短。劉遠立將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間的“健康強國”時代,改革開放到“非典”之后的“健康民生”時代以及當下所處的“健康發展”時代。
“1950年8月份,新中國剛成立不到一年,中央政府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衛生大會。要知道第二次是在1996年才召開的。第一次大會上就通過了我國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在今天也是有用的;當時成立了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這個組織到今天還是存在的。”或許有人會好奇,為什么革命家會在百廢待興的時候首先如此重視公共衛生?劉遠立回答說,因為“他們知道長期以來中國人背負‘東亞病夫’的帽子,很難想象體弱多病的人能保家衛國、建設新中國,有了健康才能搞生產,何況可能還要隨時準備打仗”。劉遠立評價,四大方針為中國能在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成功地實行了第一次衛生革命功不可沒。
“70年代末,WHO提出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其實當時有底氣提出來,主要就是因為中國走出來了這條道路。雖然經濟落后,但是可以把平均壽命幾十歲的提高。這與我們重視以預防為主的公共衛生分不開的,特別是傳染病,幾乎一夜之間消滅了性病。成為世界樣板,為世界稱頌。”
隨之而來的健康民生時代也得益于之前打下的基礎。劉遠立曾多次到訪非洲,醫療落后國家因為艾滋病、瘧疾等傳染性疾病,平均壽命大概只有36歲。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在前20多年時間里,經濟增長很快,但是社會領域,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發展相對滯后。“主要原因還是政府重視不夠、投入很少,‘非典’疫情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是個警鐘。”劉遠立始終堅持認為,一個國家兩手都要硬,經濟和社會發展都要抓,“特別是醫療衛生”。他指出,中國過去的高發展速度是以高能耗、廣污染為代價,是“健康危害式的增長模式”。
“‘非典’讓我們意識到,如果不抓公共衛生、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也會遭受非常大的損失。據估算,兩年之間中國經濟損失了500多億美元。‘非典’是一個分水嶺,之后我們對公共衛生的改革非常重視。”
劉遠立舉例道,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便是迅速建立了鄉以上的直報系統,結束了層層上報的歷史,現在鄉衛生院發現了甲類傳染病的疑似病例,第一時間網上填報,然后CDC馬上就可以監測到。“網上直報系統‘非典’之后很快就建立了,很厲害。”劉遠立感慨道。
而在健康發展階段,整個社會對健康的認識都提升了一個水平。“健康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消費,而是重要的投資。健康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將會越來越大。國務院2013年40號文出臺也把我們健康服務業大發展定位為我們國家經濟結構轉型、打造經濟升級版的戰略機遇。我們現在真是進入一個健康服務業大發展的階段,對于產業鏈的拉動,就業機會的提供,潛力和增長空間都非常大。”在健康發展階段,傳統公共衛生領域沒有辦法很好地適應當下需要,主要因為正面臨三個大的挑戰:人口結構的轉型、疾病譜的改變、傷殘模式的改變。
“到2020年,我們的老年人口可能會超過整個美國的人口。‘銀發族’迅速增多,加上獨生子女比重上升,贍養系數不斷升高,人口紅利迅速消失。人的壽命越來越長,本來是好事,但是隨之生病的人數就會越來越多。這是沒有辦法繞開的挑戰,剛性需求上升,資源有限,現有的健康醫療服務體系如何變得更加高效,成為第一大挑戰。”劉遠立提醒說,醫療服務配套設施的建設永遠不可能跟上需求增長的速度,只能通過提升效率的方法滿足需求。
而疾病譜的轉型也格外需要注意。劉遠立指出,20多年前主要疾病是傳染病、營養不良等,而現在80%以上是非傳染性的疾病。“從流行病學角度來講,我們現在進入了慢病時代。慢病時代,前方作戰的不是我們醫生護士,而是患者和他們的親友。”因此,受國家衛計委宣傳司的委托,劉遠立教授帶領團隊與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和億康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緊密合作,開展“國家健康促進智能網絡平臺”的試點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讓民眾打開手機就能隨時查閱到權威、規范、有用的疾病和健康相關知識并同自己的家庭醫生互動。除了“全民作戰”的新形勢之外,疾病譜轉型帶來的另外一個影響是,所謂“健康”不再單單指身體上,同時也包括生理、心理和社會健康的問題——這些恰恰是傳統公共衛生體系忽略的內容。
“這也是為什么醫患關系如此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以為來看病的是機器,修理一下就完事兒了。但其實很多時候來看病更多地是為了尋求關懷、傾聽、呵護。我們注意到這個巨大需求了嗎?我們有能力和動力去提供這些服務嗎?”
承傳創新 中西合璧促改革
考慮清楚了現代公共衛生學院承擔的責任與使命之后,劉遠立結合自己多年在國外工作研究的經驗,對于中外公共衛生學院的模式和建構進行了對比。他指出:“我國的公共衛生學院基本上是蘇聯模式,有兩個特點:衛生防疫以傳染病為主、強調技術的專業化。具體來看就是我國的公共衛生學院一般都有一個本科,雖然拿預防醫學學位,落腳還是醫學,五年學制的前四年和醫學一樣,第五年醫學生去醫院輪轉,預防醫學生到防疫站。國內比較強調本科教育,研究生則是專業化。我國模式的優點是專業性很強,學生的生物醫學知識牢固,但缺乏滿足全面健康各個訴求的能力。”
“國外的狀況剛好相反。公共衛生學院大部分是研究生院,是專業學院,公共衛生更多地被看作是大公共衛生的概念,希望培養出來的人眼界比較開闊,能起到協調和動員的作用,而不是專業的技術服務。公共衛生學院的人員來源很廣,可以是學文的、學理的,也可以是干律師的、從政的……”
相較學生們在什么水準的雜志上發表了多少“自娛自樂”的文章,劉遠立更看重他們到底能給這個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價值。
在院校強有力的支持以及劉遠立的主導和推動下,協和公共衛生學院已經建立五個學系。第一個是在原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流行病學和衛生統計系基礎上進行強化,另外四個系則需要從頭開始:衛生政策與管理;行為科學與健康傳播;職業健康與環境衛生;營養、食品與藥品安全。要把握“四個抓手”,即“合理的膳食、適當的鍛煉、微環境健康的防護和心理呵護”。“我就是圍繞著公共衛生現在都需要什么、中國缺什么來打造五個學系,再成立若干個學術中心,來推動整個學院的發展。”
談到人才培養,公共衛生學院是要培養“丁字型”人才,學生一定要有一個橫斷面的廣泛知識涉獵。側重四個核心的素質:“愛國的情操、健康的身心、求真的精神、創新的能力”。打造一流的公共衛生學院、為中國衛生體系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是劉遠立離開美國歸國時為自己立下的兩大理想。
做“有用”的學問自然離不開近幾年被全社會廣泛關注的醫療體制改革,劉遠立為此幾乎是“放下背包就投入戰斗”,帶領團隊積極參與深化醫改的一系列研究和試點工作中,已經完成包括中國醫療行業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研究、縣級公立醫院改革案例編寫、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購買機制研究等課題。劉遠立教授最近分別發表在《健康報》、《中國政協》和《行政管理改革》上的三篇文章(“論醫療行業的6大特點”“正確處理深化醫改中政府與市場關系”“深化醫改要符合科學發展規律”),是他作為一個衛生政策與管理學的專家實現其“知識報國,為我國深化醫改的頂層設計提供智力支持”強烈愿望的具體行動。
說到面臨的困難,劉遠立略作停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說道:“困難一直有,辦法永遠比困難多。”在他看來,不管是舊體制的束縛,還是因為種種原因不作為的官員,其中最大的挑戰是不同利益體之間的平衡。
“最好是以共贏的設計來推動。這需要很多技術和藝術,我們很多人理想主義色彩濃,但遇到現實你會發現僅僅有理想是不行的,關鍵是要找到不同利益訴求的最大公約數。”
談到未來,劉遠立這位上世紀60年代初出生的學者,顯得有些激動:“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在有生之年經歷三個時代:生長在毛澤東時代,成熟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投身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時代,太幸運了,能不只爭朝夕嗎?”
來源:科學中國人 2015年第6期
協和公衛學院院長劉遠立:創新是挑戰 更是樂趣
他是一名不懈的醫改推動者,多年來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中國情結越來越濃;他是一位另類的院長,離開哈佛的象牙塔,跑到北京擠地鐵;他是一個愛折騰的創新者,創新對他來說是挑戰,更是樂趣;他,就是今年九月出任協和公衛學院院長的劉遠立。
如果說中國的醫改為胸懷抱負的社會科學學者將其思想和理論轉化為實踐,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舞臺,那么今年九月份出任北京協和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的的劉遠立就是被醫改這個大舞臺所吸引的眾多學者之一。在美國生活和工作26年、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執教20年后,劉遠立選擇了加盟協和,徹底回國發展。
或許,他的這一決定對有些業內人士來說有些突然,但對他自己來說卻絕非出于偶然。
一位不懈的醫改推動者:身在曹營心在漢中國情結越來越濃
盡管在哈佛大學執教多年,但劉遠立與中國醫改的關系卻從來沒有因為中美之間的遙遠距離而割斷。他曾用“身在曹營心在漢”來形容自己,并且覺得“自己的中國情結一直在那里,而且變得越來越濃”。
從80年代留美攻讀博士開始,他就一直關注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非典”以后,劉遠立更是把研究和工作的重心完全放在了中國的醫改上。
在劉遠立看來,這些年來自己所做的推動中國醫改的工作中,有兩件事情令自己很滿意。一件是從1993年起,與眾多專家學者一起在國內113個貧困縣開展調查,在8個省的10個貧困縣開展醫療保障試點,進行長達了為期7年的研究,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另一件是2011年,他率領哈佛團隊對中國的急救醫療保障現狀進行了調研,推動政府出臺了建立疾病應急救助基金的相關政策。
一名另類的院長:離開哈佛的象牙塔跑到北京擠地鐵
與人們腦海中哈佛教授在象牙塔里自由論道的那種高端洋氣的畫面大相徑庭,劉遠立回國后的工作條件卻可以用“艱苦”來形容。
他曾在微博上幽默地自嘲自己第一天赴任協和的途中經歷:“背著裝有電腦的沉重書包,自以為早上7點一刻地鐵不會那么擠,沒想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被‘簇擁’著上車后,50分鐘為有一席立足之地而掙扎的路途上還要不斷跟那些‘親密無間’、怒火中燒的憤青們做些消防工作。這就是我今天正式走馬上任北京協和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所被舉辦的一場別開生面的歡迎會!”
不僅如此,為了協和公共衛生學院的籌備和創建工作,他常常午夜之后才能入睡,而早上為了避免人流高峰需要在7點之前就趕到地鐵。對此,他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剛開始創業嘛,辛苦是自然的。”
一個愛折騰的創新者:創新是挑戰更是樂趣
新工作雖然十分辛苦,劉遠立卻樂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愛折騰”,喜歡做一些別人沒有做過的事,喜歡創新。
創新融入了劉遠立的所有工作。不論是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其同事共同創立衛生體系學,還是在2005年創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中國項目部,致力于研究和解決中國醫療衛生問題;不論是建立哈佛大學與國內高校的紐帶,擔任清華大學衛生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并作為領銜專家策劃提交新醫改的清華方案;還是赴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設計規劃新的公共衛生學院,劉遠立都把創新不僅僅視為一種挑戰,更視為一種樂趣。他說,“創造一個從無到有的東西,我覺得很好玩。”
作為協和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劉遠立會把哪些公共衛生教育的國際經驗和理念引入國內?他又會如何創新和推動中國的公共衛生教育?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劉遠立回國發展?他又為什么決定加盟協和?為了揭曉這些問題的答案,近日健康界對劉遠立進行了獨家專訪。
健康界專訪劉遠立
中國醫改對我,既是機遇,也是責任
健康界:您在哈佛大學執教20年后,為什么決定回國發展?
劉遠立:首先是責任感的驅使。我們60年代的人有一種很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希望為國家做點貢獻,不想只是呆在象牙塔里輕松度日。盡管一方面我非常熱愛自己的教師職業,很享受哈佛自由的學術氛圍,同時我還可以從聰明的同事和學生那里學到很多東西,而且學習本身就是我生活興趣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公共衛生畢竟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在象牙塔里待時間長了,對實踐的影響力就會比較小。
中國目前正處于一個重要的轉型階段,人口結構、疾病譜和傷殘模式的轉型是我們未來的三大主要挑戰,這必然會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壓力,同時也給我們的公共衛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常常講“看病難、看病貴”,但是如果我們還是一味地只重視治療,不抓公共衛生和預防,那么無論我們建再多的醫院和藥廠,生產再昂貴的器材,都會無濟于事。毫無疑問,中國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公共衛生,肯定是不行的。而搞好公共衛生是需要一批人扎扎實實去做工作的。
盡管我在美國呆了26年,我的中國情結卻一直在那里,而且變得越來越濃。我在哈佛呆了20年,從2003年非典開始,我研究和關注的重心一直是中國,包括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創建中國項目部,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擔任衛生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等等,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這些年來我總覺得自己沒有直接地做貢獻。所以,我希望回國能直接地做點貢獻。
其次,我的專業是衛生政策與管理,中國的醫改一直是我專業的重點。在哈佛,我和同事創立了衛生體系學。如何將這門學問與實際相結合,幫助自己的祖國把我們的衛生體系梳理好,建立一個更好的醫療衛生體系,這是我做學問、做事情、做人有機結合起來的不可多得的機會。
健康界:您作為衛生領域的專家,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了中國的醫改。醫改是否也是您回國的一個重要誘因?
劉遠立:是的。我本來以為,國家這么重視醫改,而且醫改的大政方針已經定了,醫改只要慢慢往前推進就好了,但沒想到醫改的推進卻是如此困難。現在醫改里容易做的事情我們都做了,比如花錢翻修鄉鎮衛生院、增添新設備、培訓鄉村醫生、擴大縣醫院等等,但花錢能解決的事都不是難事,我們都能做得不錯。
現在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經常提兩個詞:攻堅戰、深水區。也就是說,我們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醫改離真正的成功還有相當的距離。
這些年來,我作為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也是哈佛中國項目部的主任,多多少少也贏得了各個方面的一些信任。這對我來說,既是機會,也是責任。我希望充分吸收利用有價值的國際實踐經驗,通過衛生體系學的理論把我們的醫改往前推。
當然,個人的力量永遠是有限的,我也不指望一定被社會、政府、學術界所認可。但是,首先我希望被自己承認。同時,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的話,你永遠不知道能夠做到什么程度。
出幾個好主意、出幾本好書、培養幾個好人才
健康界:國內的平臺很多,您為什么選擇了北京協和醫學院呢?
劉遠立:既有現實的選擇,也有虛榮心的驅使(笑)。
從現實的角度來講,我愿意留在北京。因為公共衛生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與政府決策的關系非常密切。北京距離決策部門和決策者更近,這樣我可以更直接方便地對政府決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咨詢和支持。
說出于虛榮心的驅使,是因為我在哈佛呆了20年,對品牌還是非常重視的。而協和是中國頂級的醫學殿堂,北京協和醫學院與中國醫學科學院是一家人,其醫學科學的實力自不待言。同時,醫科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領導力邀我加盟協和的誠懇和熱情令人感動。還有,北京協和醫學院在過去是有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光榮傳統的。
北京協和醫學院在100年前成立之初,是非常重視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的,曾經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第一位公共衛生學教授蘭安生(JohnB.Grant)1921年成立了公共衛生系。1927年,他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城市公共衛生事務所,當時城市公共衛生事務所是與北京市警察事務所一起工作,負責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后來,蘭安生又在河北的定縣建立了第一個縣鄉村三級醫療網,培訓了中國的鄉村衛生員,這些鄉村衛生員負責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防疫宣教工作。后來,美國的一些一流大學比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提出的公共衛生社區模式,事實上他們都是受蘭安生理念的啟發。
所以事實上,協和是有預防和公共衛生的傳統的,但幾十年來由于歷史的原因,這部分學科和教育被中斷了,成了空白。原來,在醫學科學院下面還有一個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90年代末期,預防從醫科院分出去成立了中國國家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北京協和公共衛生學院就名存實亡了。這些年來,北京協和公共衛生學院的牌子還在。如果你上協和的官網,會發現公共衛生學院還在上面,但點擊公共衛生學院卻進不去。
另外,我這個人愛折騰,喜歡做一些別人沒有做過的事,喜歡創新。創新對我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樂趣。創造一個從無到有的東西,我覺得很好玩。
健康界:您期望在協和這個平臺上,如何實現自己的目標和價值?
劉遠立:簡單地概括,我想做三件事:出幾個好主意;出幾本好書;培養幾個好人才。
首先,我想為醫改出幾個好主意。希望政府采納這些建議,并且對醫改和醫藥衛生事業確確實實能起到推動作用。到目前為止,我認為自己有兩件事做得比較滿意。一件事為推動中國的新農合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當然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努力的結果,而是一群人努力的結果。從1993年到2000年進行長達7年的調研和試點研究,在2002年的全國衛生大會召開之際,上書中央領導,建議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彭佩云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還把我的信復印了若干份與中央高層討論。第二件事,是促成了急救醫療相關政策的形成。2011年底,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對急救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發出強烈呼吁之后,帶領哈佛的一個團隊進行調查研究,撰寫了報告。然后,發改委的領導找我約談了兩次。今年2月,關于疾病應急救助的相關政策已經出臺,并且設立了疾病應急救助基金。從這兩件事可以發現,從我們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議,到政策形成、對醫藥衛生產生直接影響的周期越來越短。新農合經歷了七八年的時間,急救醫療保障則只經過了一兩年時間。未來,我要帶領我的團隊圍繞醫改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進行一些應用型的研究,爭取再為國家出幾個科學、有效、可行的好主意。
其次,是出幾本好書。一方面,我希望對國內的學者有一個交代,厘清我們的醫改背后的理論支持、頂層設計的思路框架、以及各地的實踐經驗,把這些東西做一個系統全面的總結,然后把這些東西在國內、國際進行分享。我認為這個工作是非常有意義和作用的,但這項工作并不容易。因為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講1是1、2是2,實驗室的發現比較直接;而社會科學不能僅依賴數學模型,其中很多東西都是非常模糊的。盡管不容易,但我們還是要做,將來我會帶領我的團隊,基于中國的實踐對衛生政策與管理相關領域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
第三件事是培養幾個好的人才。我希望圍繞公共衛生的重大領域培養一些優秀的人才,期望在我退休的時候,這些人能成為中國醫藥衛生界的領軍人物。他們一方面要有扎實系統的學術知識和素養,另一方面最重要的,他們需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具有非常開放的心態,能夠虛心學習。但學習不是為了被動地跟隨,而是為了更好地開拓創新和引領。
政府職能部門應設首席公共衛生官
健康界:中國的公共衛生教育與國外相比有哪些差異?
劉遠立:與美國相比,中國公共衛生教育有兩個明顯的不同:第一,在國內,公共衛生的學生以本科生為主,本科生的數量很大;而在國外,公共衛生學院作為一個專業學院是一個研究生院,國外的公共衛生學院基本上不招收本科生。第二,國內的公共衛生的本科生醫學基礎比較扎實,他們大部分是預防醫學出身,前三年的基礎課程跟臨床醫學生的課程基本上是一樣的;而國外有醫學背景的學生在總的公共衛生的學生中占到的比例不到1/3。
健康界:中國的公共衛生教育存在什么問題?
劉遠立:一方面,在公共衛生人才的選擇方面,我們挑選人才的范圍還比較狹窄。另一方面,在對學生的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方面,有許多重要的知識和技能我們都忽略了。
剛在我提到,國內公共衛生教育的兩個顯著特點,這兩點對我們來說,既是優點也是缺點。優點是我們的公共衛生的學生大都是學醫出身,醫學知識很扎實。缺點也很明顯,如果這些學生的知識面非常窄的話,離公共衛生實踐和科研的要求會有一些距離。
因為與臨床醫學相比,公共衛生有三個明顯的特點:公共衛生針對人群,而臨床醫學更多針對個體;公共衛生針對預防,臨床醫學強調治療;公共衛生要把預防的工作搞好,需要多部門的協調,臨床醫學沒有這個需求。
所以,公共衛生是一個大衛生的概念,因為影響健康的因素很多都在CDC和醫院的控制之外。一方面,臨床醫學和公共衛生要緊密結合,因為醫生如果沒有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理念和方法,他們就無法與病人有效地溝通、無法有效地進行健康教育,這意味著醫生就失去了在社區公共衛生中發揮引領作用的機會。另一方面,越到健康危險控制因素的上游,越是涉及到整個社會方方面面,包括農業、工業、交通、環保等所有部門。因此今后所謂的公共衛生的專業人員不僅僅是呆在CDC這個專業機構里。
健康界:您覺得將來的公共衛生教育應如何改進上述問題?
劉遠立:我的設想是,今后公共衛生培養的人才應該涉入到與民生有關的所有的政府決策部門。我早在2010年由北京市發改委醫改辦委托的“健康北京2020”的課題中提出,要在政府職能部門中設立首席公共衛生官/首席公共衛生科學家的職位,從而把大衛生、預防和危險因素控制的概念貫徹到政府的社會經濟規劃的重大活動當中。
顯然,未來多部門合作、多部門協調的公衛格局,要求公共衛生人才具備新的知識和技能,包括對影響健康因素的全景的全新的認識。未來的公共衛生教育,要讓學生清楚地認識和了解在國家的重大政策中政府、市場、產業、學界發揮作用的機制,要讓他們不僅要知道CDC是干嘛的,醫院是干嘛的,社會是怎么組織起來的,人們的生產生活是怎么組織起來的,還要培養他們溝通、動員、組織、協調、領導的能力,而這些能力在我們現在的公共衛生教育中是不太重視的。
健康界:對于推動國內的公共衛生教育,您認為有哪些國際理念和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劉遠立:2010年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JulioFrenk和美國中華醫學會的主席LincolnChen一起做聯席主席,率領全球幾十位頂尖專家一起發表了《21世紀衛生專業人才教育的發展報告》(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a new century:transforming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這份報告是為了紀念Flexner報告發表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有一個叫Flexner的人組織了一些人進行調查研究,發布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的發表是對現代醫學教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個事件。在該報告發表以前,當時的醫學教育處于類似于作坊式的教學階段,并沒有現在醫學院的這種系統性的、組織化的醫學教育。Flexner認為醫學的教育應該從教會單個醫生作坊式的教學轉移到大學里來,從而開啟了現代醫學教育100年的歷史。因此,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JulioFrenk和美國中華醫學會的主席LincolnChen一起領銜,率領幾十位專家回顧了過去一百年醫學教育的歷史:看看我們走到了哪一步,處于哪個階段,接下來我們該怎么走。
我仔細地對這個報告進行了學習。根據這個報告,醫學教育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以解決問題為基礎(problem-based)的第一階段;以科學為基礎(science-based)的第二階段,也就是說,物理、化學、生物學上有什么進展,在醫學上也會有相應的應用,同時在醫學分科上也是同樣;第三個階段是以體系為基礎(system-based)的階段。現在的醫學教育處于第三個階段,以體系為基礎的教育要求,給學生傳授什么知識和技能或怎么傳授,要基于市場和衛生體系對知識和技能的需求為導向,而不是依據我能教什么,我就讓你學什么。
如果概括這三個階段教育的特點的話,第一個階段是信息性學習(informative learning),主要提供信息;第二階段是形成性學習(formativelearning),主要是塑造你,讓你成為一個醫生;第三個階段是轉化性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讓你成為領袖。現在的世界是一個處于劇烈變化的世界,因此應該培養學生的應變和領導能力,讓他對發生的變化能有預期,并且有能力去應對。
這個報告對我設計協和公共衛生的發展規劃是非常有幫助和啟發的。很多問題,我們的學生在課堂上沒學過、沒見過、沒聽過,但是也可以通過轉化性的學習去解決。我相信這一點對于我們進行教育改革、教育創新也是同樣非常有意義的。
現在是優秀人才進入公共衛生領域的黃金時代
健康界:您將如何把哈佛的先進理念引入協和的公共衛生教育中?
劉遠立:我在哈佛任教期間也參與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改革。事實上,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改革的發起者正是《21世界衛生專業人才教育的發展報告》的重要作者之一--JulioFrenk。他當時剛上任哈佛公共衛生學院院長不久,希望借報告發表的機會為指南,對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建設進行一個徹底的改革。
在過去3年的時間里,我們定期開會,討論如何對哈佛的公共衛生教育進行改革。我們的改革主要有3個方向。
第一,培養“丁字型”人才。公共衛生的學生一定要有一個橫斷面的廣泛知識涉獵,同時也要在一個領域要有深入的涉獵。
第二,重視實踐能力的培養。事實上,這一點遭到了相當一部分的教授反對。他們認為,作為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學,哈佛的任務是做科研、創造知識,而不是傳播知識。傳播知識可以由其他學校去做。而JulioFrenk則堅持推動和強調實踐,并且創立了一個公共衛生領導力(public health leadership)的博士學位,要求這個學位的人才培養不僅要進行研究,而且還設計了實習、案例研究等一攬子計劃。
第三,充分擁抱教育領域的MOOC革命(massive openon-line course revolution)。這是一個由斯坦福大學和MIT引領的潮流,MIT現在2000多門課在網上免費向所有人公開。斯坦福大學有幾百門免費課。今年哈佛有2門免費課程在網上公開。其中的一門就是由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提供的生物統計的基礎課。
借鑒過去一百年的經驗,我考慮哪些教訓要避免。這份報告對我有兩大啟發:第一,公共衛生需要什么樣的人。將來我們培養公共衛生發展需要的人才,首先是需求為導向。其次教育的主要原則和指導思想不只是單純地傳授知識,而在于能力的培養。
健康界:您是如何設計和規劃協和公共衛生學院未來的發展的?
劉遠立:北京協和公共衛生學院未來的發展方向是科學化、國際化、現代化。
我們現在設計和規劃協和公共衛生學院未來的發展,主要有三個基礎:首先是對中國現實的分析。我們需要在研究的基礎上回答:我們現在的教育缺乏什么以及中國的發展需要什么?其次是國內國際經驗的總結和啟發,《21世界衛生專業人才教育的發展報告》就是一個例子;再就是將保持和進一步加強與國家疾病控制中心的緊密合作。
我們協和公共衛生學院的使命是基于科學發現與科學證據,通過開創、傳播和轉化知識,參與政策制定和實踐,教育和培養公共衛生領導者,推進人類的健康發展。
健康界:與國內其他公共衛生學院相比,未來協和的公共衛生教育主要有什么特色?
劉遠立:未來協和公共教育,我們主要有這幾個特色:
第一,把學位教育與非學位教育緊密地結合。在當今信息化的時代,教育不再是大學里3、4年的事情,而是終生的事情,作為一個公共衛生教育機構更是如此。因此,要推廣繼續教育的概念,并且讓它發揮作用。
第二,我們的人才培養要基于能力的設計,對核心的能力進行拾遺補缺。我們要培養一批優秀的衛生政策和管理的人才、以及對健康傳播起引領作用的人才。
第三,重視實踐。我們要恢復一些實習基地,此外我們要充分運用現代化技術,擁抱MOOC革命。最近,我們打算召開一個關于MOOC的研討會,我們協和與北大、中山、復旦公共衛生學院和護理學院的院長將聚集在一起,討論一下在MOOC這個領域我們四個學校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毫無疑問,將來我們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都會有很大不同。由于這種不同,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現在是優秀人才進入公共衛生領域的黃金時代--與過去只有學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的才能進入公共衛生領域相比,現在強調多學科。今后做的事情也更加有意義,而不僅僅是畢業以后就去醫院或者CDC,以后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來源:健康界 日期:2013-11-18
劉遠立: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公立醫院的績效
核心提示:公立醫院改革雖取得階段性成果,但總覺困難重重,主要是沒搞清改革目的。事實上,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為了改善和提高公立醫院績效,尤其是質量、效率和公益性的量化。在11月16日的中國醫院院長年會“新醫改五年與公立醫院改革展望”分會上,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劉遠立分享了公立醫院的績效評價的具體內容。
公立醫院改革雖取得階段性成果,但總覺困難重重,主要是沒搞清改革目的。事實上,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為了改善和提高公立醫院績效,尤其是質量、效率和公益性的量化。在11月16日的中國醫院院長年會“新醫改五年與公立醫院改革展望”分會上,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劉遠立分享了公立醫院的績效評價的具體內容。
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劉遠立
科學評價是系統總結經驗教訓的重要依據,是積極促進公立醫院行為改變的動力與壓力。績效評價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它包括三個體系的建立,首先是將公立醫院的績效目標轉換為一個可測量的指標體系,然后依據這一指標體系進行檢測,最后根據檢測的結果做反饋。三個體系的建設,才完成了公立醫院改革和基于科學評價的工作過程。
而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劉遠立看來,公立醫院的改革,評價其好壞無非是三個大的目標,即質量、效益以及公益性。但具體怎么測量,特別是如何測量公益性,目前依然沒有定論。在此次論壇上,劉遠了對三個績效指標如何轉換為可測量的指標進行了概括。
測量的質量
臨床療效最為重要
過程指標是不是按照標準的臨床路徑走,一定程度上反應了醫院的質量,其中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所有工作的結果和效果。設備和藥品的質量上去了,是否就代表患者的病就治好了?結果顯然不是這樣的,因此,測量的質量,從供需雙方來講,臨床的療效最為重要。
“一個醫院的療效有很多的因素,我們看作兩個主要函數,一個是醫院做得好壞,第二個是跟病人的個體差異有關,年紀大小,病情的輕重和復雜程度有關。因此一個沒有經過校正和標化的指標,例如初始死亡率不能客觀的反應醫院的實際水平。大的醫院,技術水平高,危重病人收得比較多,不能將危重高的病人死亡率看作是技術水平差,這樣的矛盾怎么辦,國際針對這些矛盾有三個主要的措施,不再對醫院死亡率和治愈率的指標進行對比,而是一個病一個病的進行比較,同樣相同的疾病,你的療效和我的療效進行對比”,劉遠立進一步解釋道。
必須從多種唯度考慮指標的體系和互補性。近三年,劉遠立帶領的哈佛醫療團隊和中國醫院管理研究所,對公立醫院的績效指標體系發展進行了研究,核心指標是標化死亡率,以及住院病人合并癥發生率、合并癥搶救后失敗率兩個輔助指標。用這一系列指標,對一個大城市40家三甲醫院2006年到2010年的400多萬住院病人的病歷資料進行了分析。其結果指標顯示,六年來醫院的死亡率是下降的。并且將這一標化指標跟國際大醫院相比,也能看出我國的大醫院并不比發達國家的差。而合并癥則呈上升趨勢。劉遠立介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入院病人的復雜性增加,也可能是登記報告制度的完善,他認為這不能看成是質量下降的表示,而應該是基本的趨勢。
“有一個趣的結果,我們發現,首先,疾病的死亡率不做標化和做了標化的結果差異很大,不做標化的醫院排名第八,做了標化后可能排名第一。因此我們做醫院績效標準的時候,要將病人的結構考慮進去”,同一個醫院,不同指標之間缺乏一致性,也就是說,心梗做得很好,不代表腦梗做得好,腦梗做得好,不代表肺腫做得好。“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劉遠立強調,“我們發現三甲和三乙醫院之間,所有的指標中沒有統計學和顯著學的差異,也是對現有的等級評審制度的科學性和可靠性提出了疑問,這是第一個指標,我們要懂得如何測量。”
費用越高,并不意味著效果越好
醫院的發展規模是需要控制的
效率包括技術效率投入和產出的比率,但是從社會大眾來講,應更重視的是投入和產出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就是人群之間的健康狀況,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因此是配置效率,而不是單純的強調技術的效率。
那么,要如何測量效率呢?同樣是需要標化。核心的指標是將病人病情的輕重進行了標化后,再看花費。而輔助的指標,包括一病人一平均住院日,費用指標和主要指標的關聯性。
“費用的結構,以腦卒中為例,40家大醫院,以藥物為主,我們看藥物收費和檢查收費占的比例比較小,這些年都是這樣的,每一個疾病進行梳理,結構變化不是很大,不同的病種的情況是不同的,例如肺炎主要的花費是藥物,搭橋主要是醫療費”,劉遠立提到,醫院之間費用的差別主要是來自于醫院個體的差別,中國典型的三級醫院,他們之間的費用差異,主要是由于病人的個體差異造成的。
“一個醫院某一個科室質量好,另外一個科室另外一個病質量差,但是在費用上面,我們發現一致性很強,也就是說甲醫院一個科室同一個病花費得比較多,另外一個醫院相對少一些,這與整體醫院的管理和文化有很大的關聯性。”
劉遠立還發現,醫院越大,往往所需費用越高。因此,除了控制病人需要的因素之外,他認為醫院的發展規模是需要控制的,醫院越來越大,平均費用就會越來越高。而費用越高,卻不意味著效果越好。事實上,他的團隊將效率指標和投入指標進行關聯性的分析,結果是沒有發現差異。除此之外,他們又進行了回歸分析,看看不同的醫院和不同的病種的費用是否跟醫院的特征,例如中醫院,專科醫院,綜合醫院等變量是否有明顯的關系。一般國際上教學醫院的費用會高一些,也表明成本會高一些,“但是我們國家教學醫院沒有呈現這樣的顯著特征,從另一方面提示我們,國家對于教學醫院差異性的補貼,恐怕做得還是不夠的”,劉遠立補充道。
不同病人群體享受的待遇并不一樣
投入上的差異并沒有造成結果上的差異
全球對于醫院的公益性,基本上有兩個基本的共識。第一個共識,是要測量醫院提供的服務,是不是在所有人群,不同階層的人群中是平等,公平,沒有歧視的,這是基本的標準。第二個標準,公立醫院除了將自身的工作做好外,對于社區和大眾的健康,給予了多大程度的關心和支持。
這就涉及公益性指標的標化,主要是看不同人群之間,所給的投入,在公立醫院之間是否是有差別。平時我們看到有差別不平等的投入下面,是否造成了健康結果的顯著性差異。
病人的分類一般是基于電子病例首頁獲得的情況,從而進行人群的分組。不同病人群體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樣的,一個農村的病人和一個城市的病人,確實待遇是不一樣的,“但有意思的是,這種投入上的差異,并沒有造成結果上的差異。也就是說,你是大官和大款,可能多宰了幾刀,但是并沒有帶來健康和結果上的實惠,反過來說,我們并沒有對窮人或者是低收入的階層,讓他們造成健康和結果上多大的損失”,但是也有例外,劉遠立還發現,他研究的40多家非軍隊的醫院,雖然有軍隊來的病人,但是軍隊來的病人和其他的病人群體,不僅給予投入的少,自于軍隊病人健康的結果也有明顯的差異,這是他擔憂的一個情況,“我們的公立醫院對于最可愛的人群,擔任保衛國家安全部分人群的待遇和結果,我們要反思”,劉遠立說。
演講的最后,劉遠立總結了他對公立醫院改革的看法,他認為公立醫院改革也要搞三“明”主義,第一,目標要清明,要將目標轉換為可測量的指標;第二,檢測要精明;第三,根據檢測的結果,要實行獎懲嚴明。
來源:39健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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